李常受及其神學批判 — 第六章 台灣及東南亞的開展（1949～1962）

第六章            台灣及東南亞的開展（1949～1962）

――倪柝聲下監，台灣成為新的工作中心，東南亞各地風波四起，同工分離，逐步形成了以李常受個人為中心的職事

“要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不要思念高傲的事，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精明。”（羅十二：16）

初期在台灣的開展（1949～1952）

國民黨政府機關遷往台灣時，台灣各方面都還相當落後，福音工作也開展得很少。倪柝聲頗有眼光，知道將來有一天，台灣是海外華人福音工作的重鎮。所以，除了當時隨政府機關一同到台灣的少數弟兄姊妹外，倪柝聲還打發一批在上海學習事奉的青年弟兄，同李常受一同到了台灣，這些早期來的信徒人數在四、五百位左右。

相對繁榮的上海，台灣在那個時候完全是個落後的地區，馬路是用石子鋪的，那裡的居民很少穿鞋襪，都是穿著日據時期的木屐，走路起來一路喀吱喀吱作響。李常受咋到台灣，一看到這種光景，與上海反差太大，心裡十分灰心，甚至想要放棄。

有一天，他躺在家中日式的木屋地板上，眼看天花板，注視思考了許久，自己問自己：“我們來這裡做什麼？”（《歷史與啟示上》p232）這樣無可奈何地過了一個月。有一天，他裡面突然有一個感覺，應該從台北一直到南部，順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鐵路線，一路訪問那些從大陸來的弟兄姊妹。計劃擬好以後，李常受就沿路一站一站地逐個訪問他們。一方面代表教會去看望、安慰他們，一方面他也可趁此了解情況，看看下一步的工作將如何開展，如何在台灣有個起頭（《歷史與啟示上》p233）。

這次訪問回來，李常受有了很好的印象，因為那批弟兄姊妹屬靈的情形都很不錯，都有心為著主在台灣的工作積極配合和擺上。所以，雖然看到外面環境落後，但經過和弟兄姊妹交通後，李常受對下一步的工作滿有信心，他確信主在台灣有路，遂著手在台北買地造會所。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台北教會會所在仁愛路建造完畢並正式交付使用，當天就有特別聚會。聚會的宣傳廣告向全台灣登出，讓各地來的弟兄姊妹知道，地方教會的工作隨著李常受的受差遣，也開展到了台灣。結果八月一日那天主日，可容納三百人的會所座無虛席，整個會所擠滿了人，不僅有地方教會來的，也有公會裡找不到聚會的團體，看到廣告後也參加了進來。

這本該就是地方教會的正常情形。地方教會在倪柝聲建立的初期，本意不是建立一個新的教派，而是建立一個包容所有教派在內的、一個單純在主名裡聚會的教會。但是隨著後來教會規模的擴大和影響力的擴增，包括倪柝聲本人在內，越來越強調地方教會與眾不同的觀點與實行，並且將個人的影響注入到教會中，實施強力的組織行政方式，反而把地方教會變成一個有別於傳統基督教會的宗派組織。期間只有為數短暫的戰爭時期，地方教會為了接納來自各地不同教派的基督徒，無力顧及教義之爭，才將目光轉移到聖經的基本面，滿足戰爭時期不同信徒的靈命與聚會的需要。

台北教會第一次的聚會，李常受就明白的對來聚會的人說，我們這個教會單純的講聖經，傳福音叫人得救，叫人愛主，追求生命長進，一同事奉主、敬拜神。如果有人到教會來是有其它目的，象介紹職業或對象等，那他就走錯了門。經這麼一說，第二個主日人數立即就少了一半。李常受隨即對弟兄們說，凡是今日來聚會的都要記下名字，留下地址，等到聚會後去看望、交通。李常受鼓勵弟兄姊妹多與這些有心追求的人交通，並且積極傳福音，不要去碰公會裡的事。如果公會裡有人願意來，走主的道路，地方教會自然歡迎，但這由他們自由選擇。地方教會在大陸幾十年的經驗說明，摸公會的事是白費工夫。從這以後，李常受在台北大力開展福音運動，那些從大陸過來的人，經歷過戰爭等各樣苦難，向著福音完全的敞開，加上從各基督教團體一直不斷有人轉到地方教會裡，地方教會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的五年裡，在台灣經歷了快速發展的時期，一度成為台灣最大的基督教團體。《歷史與啟示上》記錄了李常受當時如何在台灣開展福音工作：

“首先，我們按照台北的人口數，編發福音單張。那時台北人口有七十萬，我們照著地圖上的街道分區，按著巷弄，一戶一戶的分發單張，撒遍全台北。其次，我們印大字福音標語，張貼在大街小巷、車站、重要的地方。那時，在台北的馬路上，無論走到哪裡，都會看見福音標語。每逢家門口有福音標語的，就知道一定是弟兄姊妹的家。第三，出福音隊。每周最少出去一、兩次，大家穿著福音背心，到　馬路上遊行、唱詩、敲大鼓，號召人。那時張晤晨弟兄負責打大鼓，是個好手。第四，在台北新公園的露天音樂台傳福音。那裡大約可以坐兩、三千人。福音隊先出發，遊行街道，把人帶到新公園，然後在那裡傳福音。到一個時候，每次主日記名的，約有四百位左右，成群的人得救。頭一年人數增加了三十倍，其中有許多後來都成了長老和執事。（《歷史與啟示上》p235

在經濟上，李常受一直仰望主的供給。初到台灣時，倪柝聲個人送給李常受三百多美金。他們一家十二口人，信在一個有十六個榻榻米大的房子裡。李常受一家夫婦加上八個孩子，另外一個長期服事他母親的女佣人，是個寡婦，無兒無女，什麼親屬都沒有；還有一個是蘇北被遺棄的女子，有三十多歲，她看李常受全家要離開大陸去台灣，哭哭啼啼的不知所措，所以李常受也將她帶到了台灣。這樣加起來一共有十二人口，就靠這三百多美金過日子，甚是艱難。同時，李常受還要負擔台灣一百一十幾位同工的生活補助費。這個費用是月月供給，雖然數目不多，但也不少。在那個戰爭剛結束的年代，百廢俱興，大家經濟上都很緊，但靠著主，雖然艱苦些，日子總算捱了過來（《歷史與啟示》p237~238）。

與從前在中國陸不同的是，李常受現在負責地方教會在海外的工作與見證，沒有倪柝聲這把大伞保護著他。他必須面對外界直接的批評和責難，還有就是與同工之間的配搭帶領問題。這些李常受先前只是在倪柝聲身邊觀察和學習，他並沒有親自在那個位置上，所以也就沒有機會去經歷和體會。和倪柝聲在一起的時候，他只是接受帶領的同工之一。現在，李常受要安排工作，帶領同工，需要擁有比個人單獨工作時更大的度量與氣魄。另外，倪柝聲下監後，李常受在信息中有許多方面與倪柝聲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他對聖經的解釋和對教會的觀點更為大膽與激進，遭到了海外倪柝聲同時代同工們的批評和反對，也遭到了其他跟隨他到台灣的青年同工的責難。如何面對反對者的批評，使得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既不違反聖經，又能平息各面反對者的聲音，李常受要經歷更大的考驗和挑戰。

倪柝聲下監與地方教會的新發展

倪柝聲從香港返回大陸之後，立刻受到官方的監視和統戰策反，要求他加入官方支持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簡稱“三自”）。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反對加入這個半官方性質的基督教聯盟，因為三自要配合整個政治運動，變成政府下屬政協的一個宗教機構。不僅是地方教會，當時許多有屬靈眼光的基督教人士，都寧可冒著性命的危險，也不肯加入三自。倪柝聲和同工們已做好了為真理犧牲的準備。

雖然嚴峻的政治氣氛籠罩著當時的整個中國，倪柝聲還是照計劃繼續開展地方教會的工作。這個時候，地方教會已經成長為中國本土最大的基督教派之一。全國各地已建近千的聚會處，弟兄姊妹約九萬餘人。另外比較有規模的還有耶穌家庭和真耶穌教會。在這三者中，地方教會對聖經的研讀和對信徒屬靈生命的造就是最突出的，她在全國基督教界的影響也最大。一些地方教會採用的辭，如“交通、擘餅、見證、主日、破碎、得勝”等，已經被全國廣大基督徒廣泛使用。倪柝聲的著作，如《屬靈人》、《十二籃》、《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全國各地許多追求屬靈的基督徒中廣為傳閱並交通分享，造就了許多渴慕的人，其影響至今無法估量。地方教會裡的一些同工，後來到了海外，和李常受分別開展工作卻沒有來往，他們不再堅持地方教會的立場，但仍舊保留了地方教會追求屬靈和研讀聖經的特色，成了在海外華人基督教界最有屬靈份量的一代基督教會領袖。

倪柝聲回到大陸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要照顧主所托咐給他的兒女，與他們共經患難和試煉，用自己的生命見證所堅守的信仰。

中國政府一直試度勸服倪柝聲，要他帶領各地地方教會加入三自組織。因為他們知道倪柝聲在廣大基督教界的影響，就想利用他，並且應允讓他做三自的主席，以此來誘勸他。那時，在地方教會的同工中，對於加入三自有不同的看法，絕大多數站在倪柝聲這一邊，拒絕與三自合作。另一派是少數，象唐守臨、季永同等，對三自還抱有幻想，試圖通過參加三自，以保護那些手無寸鐵的基督徒免受官方政治迫害，爭取自由聚會的空間。

一九五二年，中國政府命令倪柝聲去東北時，在東北火車站秘密扣押他，並陸續在全國各地組織污告倪柝聲的情報。待一切準備妥當後，於一九五六年正式將倪柝聲公審，以三大莫須有的罪名判十五年監禁。同時，倪柝聲親密的同工藍志一、張愚之、李淵如、汪佩真都遭逮捕入獄，打成“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判刑入獄多年。俞成華則病死在審訊期間。

倪柝聲被發配在上海市第一监狱服刑，在那裡他被指派把科學教材和雜志論文从英文譯成中文，他妻子张品蕙被准許在监視之下每月探訪他一次。次年。政府全国范围内，对地方教會开展了肃清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有几千位弟兄姊妹在上海市和其它城鄉先后被捕。（江守道《倪柝聲生平簡史》，p32）

一九五六年，上海教會在唐守臨、任鍾祥、左弗如的帶領下加入三自。從此，全國各地不少地方教會效法上海，加入了三自教會，其中，閻迦勒在北京，鄭證光在福州，李因信在西安帶領所在的地方教會加入了官方的三自。但絕大多數的地方教會仍拒絕加入，轉為地下，許多同工被捕入獄。直到八十年代後才獲自由，聚會陸續有恢復。 但地方教會此時已與倪柝聲當初的地方教會有很大的轉變，一地一會的地方立場漸被淡化，教會也不排斥與其它基督教團體的互動往來，許多倪柝聲極端的見解和做法也被拼棄，如：教會一元論、脫宗派、權柄與順服、交出來等。地方教會在中國更多被稱為聚會處，她仍保留了相當有地方教會特色的東西，如：姊妹在聚會中蒙頭、每個主日聚會擘餅紀念主，全體傳福音事奉、沒有牧師的頭銜、彼此之間都以弟兄姊妹相稱、不要愛世界、對付罪、醫病趕鬼、禱告事奉、肢體間的相顧與探訪、對初信信徒的造就、對聖經的研讀、追求內裡生命以及屬靈得勝等等。

倪柝聲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病逝於安徽廣德县白芧嶺監獄，安息於主的懷中。各地聚會處都追思其為得勝者，紀念這位在主裡忠心的僕人，公認其為二十世紀華人基督教裡最杰出的屬靈領袖。其留下的浩翰著作至今仍影響著全球基督教界，時至今日更為顯著。他的人和作品，在中國教會史上留下了極重要的一頁，直到今天仍然可說是無出其右，並且留下了許多傳唱至今的詩歌，如《讓我愛》、《主愛長闊高深》、《自伯大尼你與我分手以後》、《你若不壓橄欖成渣》等。

倪柝聲後，地方教會分為幾個區域，一是香港聚會所，二是台灣聚會所，三是東南亞各地的地方教會，四是中國大陸的地方教會（聚會處），以及美國東岸跟隨江守道聚會的紐約基督徒聚會處和移民美國西岸原聚會處的基督徒分散的聚會點，譬如加洲史伯誠的基督見證使團，她們都各自發展，追求倪柝聲精神，但在教會的治理上和一些教會觀上與倪柝聲已有所不同。而李常受到了台灣後，繼續帶領海外的地方教會，在加強教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同時，一些不滿李常受個人行事風格和解經的教會與同工先後與他分道揚鑣，地方教會在他個人的強力統一管理下，逐漸步入李常受時代。

史百克訪問台灣

從一九四九年李常受被差往台灣工作開始，到一九五五年，台灣地方教會的信徒從三、四百人迅速增加到四萬多人。

一九五五年，史百克受邀請來到台灣。他是賓路易師母的青年同工，屬內裡生命派。但他後來與賓路易師母的看法不同，自己獨立出來，在英國開始了他超宗派的職事。倪柝聲生前曾多次訪問過史百克，李常受是經由倪柝聲而認識他的。史百克在內裡生命方面 對地方教會幫助很大，李常受個人也承認，他讀了史百克《主的釋放》一書，也得了極大的幫助。但史百克一直對教會立場的觀點不認同，他認為這是帶進分裂的因素。倪柝聲雖然並不強調地方立場，但他知道史百克不贊同他的地方教會觀，他也沒有公開與史百克爭論或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倪柝聲的個性，他不會強人所難地要求別人與他各方面都一致，他總是盡量保持合一。

李常受在地方教會的觀點方面，比倪柝聲走得更遠。他不僅完全接受倪柝聲對於地方教會的解釋，甚至他認為地方教會就是那個地方唯一正確的教會，其它的教會都是宗派、都是分裂，都不是真正的教會，這就是所謂的地方立場。李常受的教會觀屬於極端的現實一元論。倪柝聲對這點有所保留，他稱他的職事所興起的教會不過是站在地方教會的原則上聚會，至於有沒有那個實際，必須由神來判定。倪柝聲屬於理想的歷史一元論，他羨慕回到使徒時代的教會，對現今宗派中的各種罪惡現象深惡痛絕。

史百克則完全反對李常受地方立場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地方可以有許多真實的教會，所謂教會，就是只要有兩三個人奉主耶穌的名聚集在一起，有基督作實際，就是真實的教會。史百克反對的是教會中的組織化，他認為那種組織完全掌握在人的手中，聖靈沒有地位，信徒只是在履行一種宗教的義務。

李常受了解史百克的教會觀，他知道史百克的教會觀與他的地方立場是對立的。因此他不太贊同邀請史百克來台灣訪問。但是張晤晨和張郁嵐兩位同工非常欣賞史百克在內裡生命方面的亮光，各地的教會也極力需要一位在生命上有造詣的人前往幫助他們，在這種形勢下，李常受才很勉強寫信邀請史百克來台灣訪問。

一九五五年史百克第一次受邀訪問台灣，他看到在台灣各地的地方教會裡弟兄姊妹都非常有追求，生命非常活潑，是他一直嚮往的，對此他大加讚賞。台灣各地方教會也受到很大的幫助，他們都一致歡迎他再度前來。一九五七年，史百克第二次來到台灣，連同他來的還有英國、美國、丹麥、香港等地的其他客人。

但他看到李常受在地方教會的觀點上，比倪柝聲走得更遠、更極端，李常受在台灣的工作欲建立一個為著職事的教會，有分裂基督身體的傾向，這使得史百克非常擔憂，所以後來有弟兄問到關於教會的問題時，他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一種的錯誤傾向，李常受當場和他爭論起來，從此他們就完全決裂了。但是爭論的結果使得台灣一批青年同工看見地方教會並無聖經根據，會越走越狹窄，結果他們放棄了所謂的地方教會立場，重新開始有了聚會。

史百克認為，基督的教會是宇宙的，任何一個職事都是為著所有在地上的教會。雖然教會有各自的行政，也有宗派之分，一個地方上甚至有許多教會，但在神眼中，只有一個教會，這個教會是宇宙性的，超越時間、空間，也超越各宗派團體。而李常受認為，教會既有宇宙的一面，也有地方的一面。如果沒有地方教會的實行，宇宙教會就是抽象的，聖經中的真理和見證就無法藉著地方教會實際的建造而彰顯出來。在這點上，李常受誤解了史百克關於宇宙與地方的關係。史百克並不反對地方上的教會有具體的實行和見證，他所反對的是李常受關於地方立場的觀點，以為地方教會就是唯一正確的教會，貶低和排斥其他的教會，這是閉關弟兄會所犯下的錯誤，造成教會內部不斷的分裂。

對宇宙教會以及教會在地上的使命，史百克是這樣描述的：

“在神的思想里，基督徒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宇宙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地方上众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答复：其存在之目的和功用就是表现基督，或者把基督的馨香美德表现出来。不少于这个目的，也不多于这个目的。基督是阿拉法、是俄梅戛，基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基督是中间的一切！这是一切的起点；有关生活行动工作事奉上的一切事体，表现基督乃是惟一统治管理的法则和实际，并且你立刻看见，‘表现基督’乃是‘教会’的本质和使命。无论就个人或团体来说，这个广大、难以领会的属天体系，就是基督成了一切事物的具体表现，必须摸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和小事”(《教會－照著基督》p.3)。

史百克認為宇宙的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而信徒就是基督身體的肢體，他說：

“教会(宇宙的)比众教会(地方的)大。由于教会真实之定义是表现基督或基督的表现，所以教会纯粹是属灵生命的，不是宗派、公会、教条或遗传的。教会乃是属灵生命互相结联的生机体、如人身上众肢体互相结联的生机体一样；她是一个单纯的实在体，‘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三：28)。信徒对圣经的亮光虽然有多有少，但不影响他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亮光的多少，只能影响他们的行动和事奉。对于‘教会真理’的了解和明白，对达到丰满之事有影响，但不能构成教会的一分子。与基督活的生命联结才是表现基督身体实际的根基” ”(《教會－照著基督》p.4)。

至於什麼才是真實的教會，史百克說：

“教会或众教会的功用和使命就是带进基督给所在的地方。到底那个地方是不是教会，永远决定于一件事，到底那个地方有没有把基督服事出去，叫人遇见基督、得着基督。一切不能真实的带进基督、也不能把更多基督的身量服事出去的，都在真实的教会中没有地位。教会的目的和性质就是基督，任何地方的教会也都是如此——不比这个多，也不比这个少” ”(《教會－照著基督》p.3)。

從《工作的再思》開始，到《教會的事務》倪柝聲努力從聖經找出神關於教會組織方式的相關啟示與樣式，他也曾試圖與史百克交通這些事。史百克認為倪柝聲要去建立他的地方教會，其用意是好的，為的是除去分裂而讓神的兒女成為一，並且在各地有實際的教會實行與建造。但史百克知道，倪柝聲所追求的地方教會只是聖經中短時期存在的一個現象，聖經裡並沒有一個統一和明確的標準來規定教會的組織方式。如果以地方教會為各地方上唯一正確的教會，至終，就如歷史上所發生的一樣，地方教會也會變成宗派的一部分，甚至也會成為組織性的教派。史百克說道：

“在新约圣经中，对于教会的等次、秩序、组织、结构、方式和工作，到底有没有清楚、确定、完全、限定的计划和样式？到底教会有没有一种制定出来的简括制度或体系，像照相底版一样的到处可以冲洗、模仿、抄袭、再造，并且称它为真教会的标本和模型？其答复是：绝对并果断的说，“没有”！但在新约圣经中，对于教会的性质、构成、使命和功用，到底有没有神心意中的启示？其答复是：绝对并果断的说，‘有’！

有一件很可能的事，就是把新约圣经中的道理、实行、工作、方法、等次、秩序等等，归纳在一起，编成一种制度和系统，去推行、去应用。这是一种机械式或宗教式的作法，并且一切采取这种作法者，都在表现上产生无尽的变化。由于这许多的变化，所以就形成许多不同的团体，而每一个团体都标榜自己是以新约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其演变的结果就是彼此竞争、抗衡、辩论、争胜，并且到末了基督徒就分裂成许多独立、无关的团体，而不能“都说一样的话”了(林前1：10)。凡是浮面并客观的读新约圣经，盼望把基督徒的生活、教训和工作，编成一本手册或教科书，而使大家遵照去行者，都是谬误的、虚假的、危险的，并且就属灵的结果而言，乃是死亡的。如果神有意要历代的基督徒都模仿当初第一代的教会，并且照着第一代教会的作法样式而大量的制造，就祂必定在使徒行传开头，先设立一个明确、精细、毫无差误的模型，以便后世的人在实行时，不致陷入错误、混乱、或者迷惑之中。但神并没有这样作。(《教會－照著基督》p.4)”

台灣教會有許多同工認同史百克的教會觀，雖然地方教會從倪柝聲倡導脫宗派起，就與宗派劃清界線，但這並不排斥屬靈新生代對聖經真理的思考，重新認識教會的定義。李常受對地方教會的解釋比倪柝聲更為大膽和激進，地方教會年青的一代一直不能完全信服。他們不願只聽信李常受的一家之言，欲從其他屬靈人那裡得到幫助，以免偏離聖經。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當時與地方教會信仰上最為接近的一位屬靈弟兄，史百克的教會觀立刻被一些定意尋求教會真理的青年弟兄所接納。他們也重新觀察李常受的為人，不再盲目相信屬靈領袖凡事都是正確的。這些青年弟兄注意到李常受不僅對其他基督教的屬靈人言辭不恭，就連倪柝聲非常敬仰、他自己也從中得到相當幫助的史百克弟兄，他也沒有多少積極的評價，原因就是因為史百克不同意李常受的“立場論”。他們認為李常受身上的這種剛愎自用，與一個主的僕人該有的溫柔謙卑的靈是不符的。因為少數的觀點不能相同，他就不能與史百克合一，他又如何與廣大的神的兒女在愛裡合一呢？況且，關於基督的身體、基督是神的中心與普及、得勝者、基督作榮耀的生命與盼望等地方教會中的重要真理，都是倪柝聲從史百克那裡所領受的亮光。史百克年輕時是賓路易師母的同工，在西方基督教會界頗受尊重。李常受不僅在弟兄姊妹面前對其言辭不恭，也多次聚會中批評史百克，這就在地方教會中留下一個不好的榜樣。對於當初的情形，四十年後，當時的卲遵瀾見證道：

“一九五七年一個禮拜五的晚上﹐李弟兄特別邀約編者留在台北﹐因為該晚將與史百克弟兄談論到“教會地方立場” 和“事工合作”之問題。當時編者尚未看見新的亮光﹐仍然持守教會地方立場。參加談論的弟兄們有五位﹔史百克、麥迪生(Madsen)、李常受、張晤晨、張郁嵐。編者在樓下‘工人之家’等候消息。該談論在九時前即已結束。李弟兄立刻來‘工人之家’申述經過。首先李弟兄問﹕假若台北市有五個不同的基督徒團體﹐那一個團體是教會﹖史弟兄思想一會答說﹕假若該五個基督徒團體裡的信徒確實是蒙聖靈重生的﹐就都是教會。所不同的乃是教會的度量(或基督的度量)各有不同。因為教會乃是以基督來測量的(The church is measured by Christ)。基督的成分彰顯活出的愈多﹐真正教會的表現也就愈多。三位華人弟兄聽見﹐面情表現有異意。(據當時死硬派﹐包括編者和聚會所一切同工﹐所持守的﹕教會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凡不建立在地方立場上的﹐都不是真教會﹐意即不是基督的妻﹐充其量僅僅是基督的妾﹗)史弟兄發現後遂問說﹕你們所說‘教會地方立場’是何意﹖李弟兄答說﹕‘按豫表﹐以色列不能在巴比倫或曠野建造聖殿﹐必須回到耶路撒冷聖殿原來的根基上﹐建造聖殿’。史弟兄同意遂問說﹕‘何謂耶路撒冷聖殿原來的根基呢’﹖李弟兄答說﹕‘聖殿原來的根基就是使徒行傳聖靈建立教會時所用的‘一地一會’(教會地方立場)的原則﹗史弟兄聽見﹐立刻得知﹐這就是倪柝聲弟兄一九三九年在貴橡(Honor Oak)用英文寫的《工作再思》所說的(該書之英文本﹐曾給史弟兄閱過﹐史弟兄曾說﹕很聰慧—Very clever! 並在其印刷所印出﹐但未曾出售﹐也未曾散發﹐因該書會導致信徒閉關、排外、獨佔、分裂)﹐故說﹕‘這是你們的解釋﹗據我看﹐耶路撒冷聖殿原來的根基乃是指著基督自己—Christ Himself﹐不是一地一會’。(編者聽後﹐聖靈開啟﹕多年忠心持守之教會真理﹐竟然是倪柝聲弟兄和聚會所的解釋﹗這個所謂教會真理開始在我裡面瓦解﹗)這是辯論之第一次失敗。然後李弟兄爭辯說﹕‘我們所說的一地一會乃是指著信徒合一而言。史弟兄接著說﹕‘既然說到信徒合一﹐那就是你們贊成我的意見﹐不贊成你們自己的意見了﹗因為只有基督自己才能帶進真實的信徒合一。不僅一個地方帶進合一﹐全世界也帶進合一。一地一會或任何道理作法等等﹐都不能帶進真實的合一﹗這是辯論之第二次失敗。(編者聽到此處﹐聖靈開啟﹐不僅所謂教會地方立場完全瓦解了﹐並且各宗各派在基督自己之外的所謂方言?神蹟﹐道理等等都瓦解了﹗只有活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裡﹗)然後﹐史弟兄說﹕‘你們受聖靈清楚引導怎樣行﹐都好﹗但不要說﹗’(意即不要標榜﹕只有這樣作﹐才是教會﹗)最後﹐史弟兄說﹕‘這樣的談論﹐我們不要再接下去﹗’遂即散會。李弟兄將上面經過復述後﹐對編者說﹕‘我們以後不再請史弟兄來遠東了﹗’因聖靈的轉變﹐編者接下去有三個多小時與李弟兄爭辯。後來李弟兄似乎被說服﹐而說﹕‘我們還要請他(史弟兄)來﹗’

“禮拜一上午史弟兄繼續向全台灣同工和台北聖徒傳講‘神持久永續之目的’(以西結書之信息)。當他講到第八篇‘我們必須十分謹慎﹕不要把基督和祂的教會弄狹小弄低劣﹐少於祂所是的﹗也不要把基督和祂的教會弄成小基督(little christ)﹐小教會(little church)﹗更不要把基督弄成我們的基督﹐屬我們地方教會的基督﹗基督和祂的教會是大過我們的思想並且是超過我們的概念的。’李弟兄聽見﹐立變臉色﹐幾乎不要把它繙譯成中文﹗當天下午三時左右﹐李弟兄來‘工人之家’並忿怒的向我拍桌子說﹕‘我們持守教會地方立場﹐怎麼就變成小基督﹐小教會呢﹗﹖’我只有十分驚愕﹐深深的默默無聲﹗因此﹐編者確認李弟兄不會再請史弟兄來遠東了﹗這些事都是在私下(非公開)場合發生。當時﹐因主憐憫﹐聖靈藉史弟兄已賜給我一本開啟的聖經—處處都可看見釘十架的基督﹐即屬靈生命的供應。這是各處教會聖徒最需要的﹗不僅供應靈奶﹐並且供應乾糧﹗我們各人都需要‘在苦難中學習順從’(捨己﹐活出基督)。否則﹐以實各谷的葡萄變成葡萄乾﹐甚至變味了(民13﹕23)﹗編者認為﹕李弟兄在台北可以持守地方立場—閉關弟兄會派外﹐當時我在台南就不一定﹐因地方教會是獨立的。這是李弟兄非常清楚的。一九五八年﹐李弟兄派編者到高雄(台灣第二大都市)服事。一九五九年初﹐第一次邀請李弟兄傳福音﹐參加者達一萬人。

“李常受弟兄於本年（一九五九年，編者注）四月一個禮拜四的晚間﹐在台北聚會所﹐向台灣全省的同工和聖徒﹐有驚人的公開聲明：一，正式宣佈﹐不再和史百克弟兄同工。意即不與屬靈人同工﹐恰恰違反一九五五年的聲明﹗二﹐惡意毀謗史百克年長弟兄。猶大說﹐天使長與魔鬼爭辯﹐尚且不敢用毀謗的話罪責牠(因牠是第一任的天使長)。但李弟兄竟用世界下流人不用的話毀謗年長史弟兄。‘那天晚上﹐我叫他(史弟兄)吃了一口氣﹐他第二天就放出來了﹗’三﹐發誓咒詛自己。‘如果因我不與史弟兄同工﹐而使我們(聚會所)中間發生分裂﹐我就悲悲慘慘的下陰間﹗’

“因著李弟兄公開的宣佈﹐編者受聖靈清楚的引導﹐次日即不再參加李弟兄之同工會﹐準備離開﹐並且確定默默無聲跟隨聖靈向前之運動了！當時有些信徒要跟隨支持我﹐我說﹕不﹗我是一無所有﹗今日你們支持我﹐三年以後你們要殺我﹐因我不是你們理想之基督徒﹗我們大家都需要得著神兒子的啟示﹐認真跟隨祂﹗” (卲遵瀾《蒙恩見證》)。

在對李常受的人品產生懷疑之後，這些分散在台灣各處的青年同工不再不分青紅皂白地唯李常受是瞻，他們開始在教會的聚會中更多追求史百克與地方教會比較推崇的其他屬靈人的書籍，有許多人積極響應。這股新氣象引起了李常受和他周圍一些人的警覺。

台灣教會分裂風波

一九六三年，在李常受台北編輯室服事的卲遵瀾自動離開台北教會。根據他的說法，他離開地方教會有三個理由：“第一，就是那錯誤的教會論，第二就是錯誤的權柄論，第三是虛有其表。”

六十年代初，李常受將同工購買坐落於南京東路四段的約七千坪土地變賣抵押，以因應他生意的失敗，青年同工中的林三綱，魏建章，何廣明，史伯誠等公開反對，認為李常受公為私用，濫用主款。李常受遂於一九六五年將這四人開除，其中林三綱是在台中，魏建章是在基隆，何廣明是在新竹，史伯誠是在嘉義。李常受指責這些青年同工懷有野心，要造反，並在公開的聚會中指責說這些青年人的人格有問題。不明真相的人受其誤導，認為只要與李常受不一的，就是分裂、就是有野心。其他信徒受警告，說接觸分裂的人就會象接觸大麻瘋一樣，會受到傳染，所以必須與其隔離，站穩立場。

被李常受開除後，這些人被逐出教會的住處，教會平日對他們經濟上的供給也從此中斷，當時有許多人同情這些被開除的青年同工，認為李常受處理手段過於強硬。但李常受堅持認為，對於分裂教會的鬧事者，必須立刻從他帶領的工作中退下去，免得造成更多的破壞。他要求全省的同工都必須在工作中與他同心，因為他確信，他在台灣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這樣，藉著開除、斷絕交通、公開批評、要信徒人人表態等等，這些強硬的處理手段，分裂事件才終於告一段落。

台北的石門水庫教會因為接納這四位弟兄，因此也被李常受定罪。而服事石門水庫教會的侯秀英姊妹，也因與此事有牽連，被逐出教會，離開工人之家。那時侯侯姊妹已是七十高龄，她是從煙台復興開始，就一直跟隨李常受，一路到了台北，是早期李常受在台灣工作中重要的同伴，與李常受一道全時間事奉，具有豐富的屬靈生命，在姊妹中亨有極高的聲譽。為了平衡李常受性格上剛愎獨行的一面，倪柝聲特別安排侯秀英姊妹與他同工，希望侯姊妹幫助李常受，使他在工作中能夠接受他人的建議與平衡，正確並健康地發揮他的恩賜。

許多受過侯秀英姊妹服事的姊妹們都能見證，侯姊妹為人溫柔謙卑，勞苦服事聖徒從無怨言，自從其離開後，地方教會就再也沒有象她那樣屬靈的姊妹了，那真是教會的虧損。

由於侯秀英姊妹有靈恩的經歷，追求聖靈充滿，常與其它教派有來往，與李常受的步調觀點又經常不一致，遂被李常受和他周圍的人排斥，能夠服事的空間越來越窄，最終離開了教會。張郁嵐與張晤晨二位弟兄對她十分敬重，但因李常受弟兄的緣故不敢表態留人。有一位陳梅珠姊妹跟隨她多年，在侯姊妹最孤單失落的時候甚至不敢去看她，以免給他人造成話題，被教會一些掌握權勢的人排擠。另一位當初受過侯姊妹服事的老姊妹在她非常窮困的時候去探望她，為她做了一頓飯，侯姊妹拿起飯來聞了聞說，很久沒見過這麼可口的飯了，可見當時的情形多麼令人心寒。

從台灣教會的分裂開始，地方教會內部不斷有人起來反對李常受。而李常受一直認為這些是從仇敵來的攻擊，目的是要摧毀他所認為的“主的恢復”，所以他要為著主的權益爭戰到底。如此一來，他的心態就迥然於跟隨倪柝聲時期的心態，加上周圍一些人的奉承和沉默，使他過於信靠自己的恩賜和判斷，越走越極端，不願反省和悔改，使得教會不斷發生分裂。

李常受對於與他意見不合的人，採取的作法一直都是斷絕交通與公開的批評，損毀當事人的名聲。這樣，李常受這邊地方教會裡的人，都極力避免與分出去的那班人接觸交往，以免被懷疑與“分裂、鬧事”有染，甚至受到錯誤教訓的誤導，擔心自己將來受神的審判。

而這些正是今日主恢復召會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真實現象，人們目睹這一切的發生，只能無奈地嘆息。一個自稱追求屬靈的教會，和一班自稱追求屬靈與生命的人，不能接受意見不同的人士，竟然也採用不光彩的手段，在聖徒中間使用政治手段來進行抹黑，並且利用聚會的講台和文字出版的資源優勢，無情地攻擊異議者與反對者，這多麼可悲又可嘆！

自从史百克访问台湾并引发一系列风波后后，李常受受到強烈的刺激，对待信徒追求其他属灵人物的信息會更加敏感，也更加懷疑別人對他的異議是要破壞他為著主的職事。他多次在聚会中題醒信徒，只有他和倪柝声的信息是健康的属灵糧食，信徒们去涉猎其他属灵人的著作的时候，要有分辨力，小心他们著作中的“酵”。他一一列舉了蓋恩夫人、史百克、勞倫斯等屬靈人生活和服事中不屬靈的一面，他試圖讓信徒們相信，若是不跟從他和他的職事，其結局要麼是分裂基督的身體得罪神，要麼會只顧屬靈而誤入歧途。另一面，經過邀請史百克來台而導致吃力不討好的經歷，張晤晨和張郁嵐兩位長老以及其他一些年長的人，更不好輕易去觸犯李常受，盡量避免引李常受發生衝突。而地方教会也從此不再邀请其他教派的人前来访问，在越來越關閉自己的同時，還向外自詡為最屬靈、最正確的教會，真如史百克所言的那樣，所謂教會的立場，會導致地方教會走向關閉弟兄會的老路。

香港教會分裂風波

香港教會最初是由魏光禧弟兄受倪柝聲打發，於一九三七年創立的。此後倪柝聲和同工們就經常訪問香港，造就那裡的信徒。一九五０年一月，當倪柝聲訪問香港教會，並舉行一系列的特別聚會後，香港教會得到了空前的復興，信徒扩增到3000人，並新建了尖沙嘴天文台道聚会所。倪柝聲在此期間安排了五位弟兄作長老，他們是：陳則信弟兄、魏光禧弟兄，曲子元弟兄，鄭謙原弟兄和許駿卿弟兄。同時他在事奉聚會中，宣佈把香港教會安排事奉的事交給李常受，由他負責。

倪柝聲下監後，李常受在地方教會的帶領更為激進和個人化，他在強調各教會同心合意的時候，不容許信徒個人對他的帶領和解經有不同意見的發表，以至於地方教會越過越“李常受化”。此時，香港教會的陳則信以及新加坡教會的長老陸忠信、菲律賓眾教會的負責同工繆紹訓等，發現李常受的信息已經和以前的不同，特別是在關於三一神的真理上和基督的被造。一九六三年，李常受在台灣出版了《整編本詩歌》，其中有幾十首是李常受創作的，有些是關於三一神的真理，陳則信並不認同，所以《整編本詩歌》被香港教會拒絕。陳則信對李常受的批評從私下轉向公開，一九六八年李常受在台北特會後，陳則信開始公開指責他傳講亞流派異端。

其實從一九五五開始，香港教會內部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是以陳則信為首的反對李常受的一班；另一班則是以魏光禧為首跟隨李常受的一班，他們認為李常受是倪柝聲正式委派負責海外地方教會的“工頭”。陳則信這一班則認為那是歷史，地方教會工作的委派不是固定不變的，他們並不承認李常受在倪柝聲進監後仍有合法性負責地方教會的海外工作。雖然如此，為了避免地方教會出現裂痕，陳則信一直努力試圖通過魏光禧與李常受進行交涉，希望能說服李常受改變對真理的看法和教會帶領的做法，但收效甚微。為了減少李常受對三一神等真理的解釋對地方教會產生的影響，陳則信出版了一本書，針對以上幾點真理發表他的置疑，並且在書中指出李常受在傳講異端。當時在地方教會內，由於過分強調屬靈的權柄，已經很少有人敢出面挑戰李常受的權威。

李常受面對指責，覺得陳則信不公義，因為他認為自己並沒有與倪柝聲有何不同。李常受指出，倪柝聲早在一九三四年上海得勝者聚會時就說過，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而陳則信當時也在場，為何他當時不去指責倪柝聲，卻等到倪柝聲下監後，要來指責他呢？另外，倪柝聲在兩首詩歌中也說到“曾經一次你就是父，現今的你就是聖靈。”為何當倪柝聲說基督就是聖靈時，陳則信不去反對，現在等李常受出來說到這一點時，他卻來反對？

陳則信和李常受應當算是同時代的人，幾乎同時進入地方教會，甚至陳則信要比李常受更早進全國的同工中，他也被公認是除倪柝聲外，地方教會中最擅於讀經和解經的人。

倪柝聲對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以及基督是賜人生命的靈這兩個觀點都講得不象李常受那麼極端，而是留有餘地，以免引起爭議。倪柝聲雖然認為歌羅西一章十五節可另譯作“（基督）是受造物是之首生的”，但他強調的是，基督是神旨意的中心並基督居首的地位。倪柝聲認為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中首生的，但他也同時強調，並不能因此認為基督是受造的，那是異端，這是根據歌羅西書一章十六～十八節可以看出的，基督乃是創造者而非受造者。

“這個稱呼也是與箴言八章自然連起來的。在那裡主耶穌是稱為智慧，神的智慧。二十二至二十三節原文說，『在耶和華得著我為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在這裡說，主耶穌是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和啟示錄所說的是一樣的意思。然而，這並不是說主耶穌沒有創造天地，因為在未有造物之先，祂就已存在了。

“歌羅西也有一段像這樣的話：『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一切造物中之首生的。』（一15，原文。）這是不是說，主耶穌也是一個受造者，不過是頭一個受造而已？不是。因為下文就說，『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祂造的（原文）又是為祂造的；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16～18。）在這裡我們看見，主耶穌為神造物的起始，和祂作教會元首的關係。”（《倪柝聲文集》第一集，第五冊，p217～218）

李常受將基督的位格分為神性和人性兩重性。從神性部分講，祂是神子；從人性部分講，祂是人子。他把基督的人性部分當作是受造的，以及基督帶著人性的身體復活了，來解釋“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雖然大多數的英文譯本將歌羅西書一章十五節都譯成“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但Firstborn　在原文裡也有“長子”的意思，含有“首先生成”之意。“creation（創造）”也可作“creature（受造之物）”而“of”這個介系詞在原文裡是不存在的。中文和合本的翻譯“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更為接近原文。關鍵是在於對“首生”這辭的理解。“首生”到底是指基督人性部分說的呢，還是指基督在神聖三一中是出於父神的第二位，即從父而出的子？“首生”到底是與基督的受造有關呢，還是與基督在神創造中的身位有關？幾乎所有的聖經學者都認為，歌羅西書一章十五節的這處經文，是指出基督乃非一切受造之物可比擬；在神的創造中，基督是最初的，是神創造的元始。這一處的經文與箴言書八章22～31節是一致的。

關於基督是賜人生命的靈這一點，是關係到三一論中的形態論。倪柝聲雖然根據約翰福音十六章指出基督復活後以靈的形態進到信徒的裡面，作他們的生命。但他強調，聖靈是復活基督的另一形態，是基督的代表。無論倪柝聲也好，還是李常受經常引用的慕安德烈的觀點也好，他們只是說聖靈就是基督的靈，或者也可說對於基督的內住來說，基督就是聖靈。他們並未說基督變成了聖靈，神聖三一的位格還是一樣，並沒發生變化。這就如同約翰福音一章說的，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話成肉身，就是子成為肉身，父神與子雖然同在，人看見子就是看見父，但你並不能說父變成了子――神位格上的轉變。如果說基督（末後的亞當）“成了”聖靈（賜人生命的靈），三一神的位格上發生了變化，人們就會理解為那是形態論。

李常受根據林後十五章四十五節的經文，並且根據林後三章十七節“主就是那靈”，解釋說，因為只有一個靈，所以那靈就是聖靈，就是復活的基督自己。李常受非常強調那個“成了”（其實原文裡是沒有這個“成了”的），這就讓人理解為基督成了聖靈。陳則信指出這是異端，自然有其道理。

說基督復活後成了賜人生命的靈，那是正確的，慕安德烈也是這樣的意思，包括內裡生命派的廣大信徒都接受他的這種解釋。倪柝聲解釋說，賜人生命的靈是基督的另一形態。雖然如此，從三一神的位格上講，賜人生命的靈與聖靈是兩個不同的位格，一個是三一神的第二者，一個是三一神的第三者，二者的位格不能混淆。這就如同神是靈，基督復活後也成為點活人的靈，你也不能就此推論說子變成了父。三一神的位格上是有父、子、靈的講究，卻仍是一神。我們不能因其乃一神而將其三位格混淆為一，也不能因其有三位格而將一神分為三神。前者是三一神論中的形態論，後者是三一神論中的三神論。

基督徒中間對於一些真理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爭議，這都是正常的。李常受覺得自己受到指責而感到委屈，其實他應該反過來自省一下：為什麼在倪柝聲釋放這些信息的時候，沒有人去反對倪柝聲？原因很簡單，倪柝聲職事的中心是供應基督與十字架，即若他的一些觀點引起爭議，他都有所保留而非據理力爭，寧可讓神來說明，勝於他為自己的辯護。並且他也承認自己的看法有局限，甚至是錯誤的。我們在李常受身上卻看不見這種謙卑和受教的靈。

李常受從六十年代始，就傾向於“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用李常受自己的話說），甚至他把整個基督教都當作爭戰的對象，把自己帶進爭論的漩渦中，試圖在基督徒當中引發一場神學革命，讓他個人所看見的成為最屬靈、最完全、最高峰的基督徒信仰。在《歷史與啟示》中，他自己這樣說到：

“今天我們在主的恢復裡，怎能不放炮？我們都知道，世界的三大宗教都是反對基督的，猶太教反基督，回教反基督，甚至連基督教那個‘教’，也是反基督。這三大教都與聖經有關，到頭來都變成宗教，都反基督，更何況其他宗教。

“在主的恢復裡，我們作基督的出口，就要為真理而戰。有位弟兄說，‘李弟兄真是罵基督教的專家’。我也不否認。在《神建造的論據》一書裡，我的確說‘我向整個基督教挑戰’。就是為這句話，那些異議者就說我太驕傲。我一點不覺得自己驕傲，我只是一個打仗、放炮的人；這不是驕傲的問題，仇敵來了本當作戰。他們說我炮放得這麼響，就是太驕傲，說我應該把炮放低一點，謙卑一點。這不是笑話麼？打仗怎能謙卑？基督教若是對的，我們就跟基督教走；若是不對，我們當然必須‘放炮’。我們不能態度模稜兩可，黑白不分，陽奉陰違，明明知道基督教錯了，卻又不敢說，並且還去逢迎。”（《歷史與啟示》上，p281）

李常受帶著這樣一種態度來面對別人的批評，自然把自己放在一種非常危險的境地。一方面，他把別人忠心的勸告都當作是抵擋他反對所謂墮落基督教的戰爭而加以排斥；另一方面，他不許在他的身邊有不同的意見，認為那是異議者，是不同心的表現，就不能一同打仗。他強調他個人的職事，結果只有奉承的聲音，這對他個人和跟隨他的人來講，都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一九七０年，李常受覺得有必要在香港舉行一次特別聚會，以挽回香港教會從他的帶領中分離出去的危機。當年，李常受訪問完亞特蘭大後就來到香港天文台道聚會所，舉行了一連串的聚會，可以想像，聚會的信息都是針鋒相對的，結果引起了支持李常受的一派與支持陳則信的一派之間的骚乱，不得不叫來警察進行干預。香港教會就此分成跟隨李常受的一派與跟隨陳則信的另一派。

陳則信弟兄對不同的基督教派採取開放的態度。那一年，唐崇榮牧師同時也在香港安肃堂講道，陳則信也去聽道，聽完後，他對人講，我現在明白了，幾十年來我們跟宗派是隔牆握手，我們與宗派之間不像弟兄。現在我才知道，李常受講的是不合聖經的，而宗派裡面很多講的是合聖經的。

從李常受開始，“宗派”在地方教會裡被醜化成一個墮落的、罪惡的組織。李常受把宗派与分裂、背道、墮落连在一起。他認為只有地方教會才是正統的、正確的、合一的、屬靈並合乎神心意的、是神在地上的教會中惟一的代表。受他的影响，地方教会里的人談論“宗派”一词，都是帶著消極、不屑的態度。直到離開地方教會，接觸原來不曾接觸的基督教各教派後才發現，地方教會對宗派的看法只是他們屬靈領袖個人極端的成見，宗派並不象地方教會所批評的，可以用“背道、分裂、膚淺”來概括；地方教會也不象其自诩的，那麼的屬靈、正確與美好。宗派有其形成的歷史原因，其自身的缺點正如整個基督教會的歷史，有光明也有黑暗。也正如信徒個人，有剛強的時候也有軟弱的時候。信徒個人的軟弱，也是所有基督徒常會經歷到的軟弱；而個別教會的缺點，也是整體基督教會都會經歷的。當我們批評別人的時候，我們不能將自己置身度外，帶著一個自為聖潔、清高的恣態去看待他人。如果帶著這樣一種批判的靈，不曉得自己也是整個基督身體中的一部分，却為驕傲所蒙蔽，高抬自己，轻看他人，至終，自己曾经所批評的也将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成為比一些世俗宗派走得更远的极端的宗派組織。

香港的地方教會與李常受的地方教會分開後，被稱為香港聚會處。她一直與中國內地跟隨倪柝聲的地方教會保持交通來往。她們努力追隨倪柝聲所探求的、聖經中各地方教會之間交往但不聯合的榜樣。特別是在中國內地教會受到逼迫的那幾十年間，其地理上的特殊性和對倪柝聲地方教會精神的追尋，香港教會一直在物質和屬靈上供應中國內地教會。而李常受的地方教會直到一九七0代末才真正進入中國內地，不過那時李常受帶領下的地方教會已經徹底改頭換面了。

東南亞分裂風波

倪柝聲在打發李常受前往台灣的同時，也打發繆紹訓前往菲律賓的馬尼拉，陸忠信前往新加坡，加強和發展那裡的地方教會。繆紹訓原本就在菲律賓一帶開展工作，他和陸忠信都是倪柝聲最早在福州教會開展時的同工，他於一九三五年在馬尼拉開始傳道的工作，建立教會。一九三七年倪柝聲受其之邀前去訪問，後來李常受也多次前往訪問。

菲律賓教會對教會立場，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並不接受。缪绍训欣赏李常受在讲道和教会治理上的恩赐和经验，所以欢迎他前去帮助。李常受定期在主日讲道，帮助他们重新安排了教会的服事，建立执事室，分配各人的工作，菲律宾教会日渐兴盛起来。虽然如此，缪绍训和一帮同工们并不接受李常受的地方立场，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一来，不加分辨地接受李常受所有的观点，等于承认李常受對菲律賓教會的控制權，他们多年在菲律宾工作的果子都会为李常受占有。因为按照倪柝声在鼓嶺训练所阐述的“耶路撒冷路线”，各地教会的长老要把属灵的事务交给同工们，长老只负责地方教会的日常工作和管理，同工们集中在某一个中心城市或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交出来”。

所谓的“耶路撒冷路线”在倪柝声的时代并未完全得到实行，他也只是将地方教会全国的工作划分片区，差派同工们去开荒工作。同工们并不都象倪柝声那样有讲道和解经的恩赐，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各地的教会没有象上海、香港、福州和烟台那样，都归同工们统一管理，所以各地教会的组织管理和工作安排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依旧在长老的管理之下，着重在生命和真理方面栽培和造就信徒。

李常受清楚菲律宾教会的这种情况，所以當他受邀請前往時，他努力要把當地的教會帶進並接受他的教會立場觀。因為有人反對的緣故，李常受試圖重新安排當地的長老，並將反對教會立場的繆紹訓和吳仁杰排斥在外。

戰後台灣比較落後，菲律賓教會的人數是除中國大陸以外最多的，長期以來一直從經濟上供應李常受在台灣的工作，李常受很希望菲律賓教會能實行“耶穌撒冷路線”，配合他以實行他拓展工作的需要。這樣，他不僅將他的教會立場觀點強加給菲律賓教會，還以屬靈領袖的身份自居，將菲律賓教會的奉獻款用作私用，結果導致菲律賓教會內部的分裂。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六一年。李常受指責反對他的人是“有野心”，是因為與台灣反對他的人有聯絡，受到消極的影響。

菲律賓教會分裂後，形成了以繆紹訓一班為主的不接受地方立場的聚會，以及另一班接受李常受地方立場的聚會。徐爾建與鄭天福這兩位李常受在台灣的核心同工，在菲律賓風波發生後，還繼續前往講道，也遭到李常受的開除。此後，李常受的同工逐向馬尼拉外以及各岛屿開展工作。李常受派张晤晨到东南亚，负责管理那里的地方教会，他和同工们也定期前往办训练和特会，而菲律宾各地方教会也一直派人參加李常受在台灣的訓練和特會，接受李常受的帶領。

倪柝聲地方教會的立場是沿襲閉關弟兄會的教訓，是後人根據聖經而摸索出的教會合一的模式，並不是聖經明文的教訓和啟示。而李常受的 “立場論”業已超越了倪柝聲關於地方教會界限一地一會的說法。他把立場解釋為“一的立場”，即信徒的合一，而非僅僅基督自己。林前三章11節說，基督耶穌是教會建造的根據：“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以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李常受說，根基（foundation）與立場（ground）不同，他同意根基是指基督自己，但他解釋說，立場是在根基上，信徒對耶穌基督合一的信仰、生命與見證。根基是一個大的範圍，而立場是建築物建造時實際的那一個基礎。李常受在根基之外，另外發展出立場說，這是在神的話語之外，另外加添的個人的亮光。對於這種自己個人的見解，敬畏神的人都必須非常小心，以免觸犯啟示錄二十二章18節的警诫。教會合一的信仰、生命與見證本是基督在地上的眾教會一直追求的目標，就如保羅在以弗所書四章13節關於教會建造的啟示：“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以及對神兒子完全的認識上，同歸於一，得以長大成人，長成豐滿基督的身量。”（合和本聖經新譯）如果如李常受所說，他帶領下的地方教會一起頭的時候就是根據這個“合一”的立場而建立起來，而別人的教會都不是根據那個“一的立場”，都是分裂的立場，那麼，他的這種判斷就未免是過於主觀，並且是一廂情願。這種根據個人的見解、強調自己與別人不同，並且把這種不同當作真理進行教訓而建立起的教會，至終就是地方宗派。倪柝聲雖然聲稱自己的職事是在各地建立地方教會，但他也說明，他只是根據他所看見地方教會的亮光，建立教會，至於有沒有那個實際，他是恐懼顫兢，不敢自稱，惟恐開罪於神，成為地方宗派。（關於教會的立場，詳見附錄三）

东南亚地方教会分裂的另一次事件发生在新加坡。新加坡的負責人是王開森和陸忠信兩位弟兄，陸忠信是同倪柝聲一起在福州接受和受恩女士栽培的早期同工，一同創立了福州地方教會。鼓嶺訓練結束後，陸忠信接受倪柝聲的差派，到了新加坡和當地的長老王開森一同配搭服事。

王開森贊同倪柝聲在《教會的事務》一書的觀點，即長老負責地方教會具體的工作，同工們負責以地方教位為中心向外開展，不過問地方教會的具體事務，即所謂的“安提阿路線”。對於鼓嶺訓練所倡導的“耶路撒冷路線”，王開森並不接受，他認為那不是倪柝聲的原意。李常受所推行的同工來接收教會完全抹殺了地方教會的獨立性，同工集中留在地方教會並不是行政上的接管，而是屬靈上的幫助，這才是倪柝聲真正的用意。

無論“耶路撒冷路線”還是“安提阿路線”，都不過是聖經中使徒們暫時的工作方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真理，所以不應該強求地方教會遵守實行，對不願實行的教會也不該去定罪。如果“耶路撒冷路線”倡導過頭，會演變成梵蒂岡天主教的總會控制分會的模式，各地方教會從教會的人員安排、財物和真理解釋上都受到總部或某一領袖人物控制，從跟隨聖靈的帶領墮落為人治的教會。

陸忠信受到王開森的影響，懷疑李常受有控制新加坡教會的企圖，加上個人方面受到李常受的輕看，覺得受傷，遂連同王開森一起，拒絕地方教會的立場，同時也拒絕李常受的領頭地位。一九六二年，在菲律賓教會分裂之後，由於類似的原因，新加坡教會一分為二，一部分接受地方立場而跟隨李常受，一部分放棄地方立場，追隨地方教會鼓嶺訓練之前的倪柝聲精神。

泰國一九四二年開始有了地方教會，當時並未強調地方教會立場，在香港教會發生風波的時候，泰國教會得知那裡的情況，也反對李常受關於基督與三一神論的解釋。一九六九年，泰國教會發生分裂，支持李常受的一班與反對李常受的一班分開聚會。

東南亞這次分裂風波的主因是反對李常受的“立場論”，反對李常受以“合一”的名義掠奪倪柝聲時期已經建立起地方教會。而李常受則指責這些地方教會的負責人是“有野心”，與他陰奉陽違，因為這些地方教會都是長期受他的幫助和成全而建立或興旺起來的，應當與他走一條道路才是。而這條道路，李常受稱之為“主恢復的道路”。

本章小結

李常受到了台灣後，能夠不再受倪柝聲的約束而獨自開展工作，這一方面使得他的恩賜得到極大的發揮，特別是在傳福音和教會組織上，信徒人數大大繁增，教會事奉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於其個性中的獨斷專行，將倪柝聲原本一些極端的觀點進一步教義化，不聽他人的忠言和反對，一意孤行，排斥異己，使得地方教會成為一個宗派色彩更濃的極端教會組織，結果東南亞各地風波四起，許多教會宣佈脫離李常受，放棄所謂的地方立場，繼續追隨倪柝聲原初倡導的地方教會精神。

李常受面對這樣的局面，並沒有悔過自新，反而憑其不屈的個性，堅持強硬的作法，繼續在台灣以外的地區推行台灣地方教會的模式，建立在他個人控制下的教會系統。在教會的造就材料上，篩選過濾除倪柝聲與李常受二人之外他人的文字信息，只聽一家之言，定罪其它的基督教會為宗派，逐步形成了以李常受個人為中心的職事。一些同工和地方發現李常受正逐步偏離倪柝聲原初的地方教會精神，不再強調教會的地方性，而是強調一個以“基督的身體”為名的工作組織，高舉他個人的職事，欲在建立一個各地教會聽從職事站的教會組織，在全球推廣他的職事。

但是台灣各地的風波，一些有作為的青年同工的離去，使得李常受受到很大的打擊。在那種局面下，李常受選擇前往美國，希望在那裡打開一個新的局面。